凌湘寿:从晋商兴衰看企业管理变革的规律_平遥

任正非曾号召华为向晋商学习：

“山西票号的密押，为什么能做到平遥的一张纸到天津就能兑十万两白银？”

“在人的教育和培养上，一百多年前山西票号的管理经验值得我们参考。”

▪作者：凌湘寿 2018年5月5日

▪来源：凌湘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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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五一小长假，全家一起去了平遥。

山西平遥古城和安徽歙县古城、四川阆中古城、云南丽江古城并称为中国四大古城。其中平遥古城是国内保存最为完整的一座古代县城，从中可以透视明清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影子。

我对历史文化有些许兴趣，但作为一个俗人，我最感兴趣的其实只有一样：钱。

我期待通过这次旅行，对晋商的五百年商业传奇有更深层次的理解。

作为一个小长假的游客，要想对晋商的来龙去脉做非常系统的科学研究是不可能的，那是史学家、经济学家、金融学家和渴望致富的老板们、CXO们的工作。我非常好奇的是，这样一座普通的县城，何以盛极一时，成为清朝的全国金融中心?

当时全国51家总票号中, 山西43家, 平遥就设有22家票号的总号。这是何等的辉煌！而辛亥革命之后，又为何快速衰落，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只剩下古老的宅院和斑驳的断垣残壁，诉说着晋商曾经的传奇。

2018年4月30日，我带着晋商崛起和没落的重重疑问，走进了平遥日升昌。

这家脱胎于西裕成颜料商行的票号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家，可称为现代银行的鼻祖。由财东李大全和大掌柜雷履泰创立于1823年（清道光三年），距今大约两百年。

为了把事情搞清楚，咱们把时间再往前推。

创立票号之前，发迹于明朝的晋商已经有了差不多四百年的积累。

要真正挖掘晋商崛起和没落的真正根因，时间轴可能要拉得更长，五百年的历史可能要分析八百年才能真正掌握来龙去脉、前世今生。而空间上也要打开，要分析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以及全世界文明的变迁。即使清朝奉行闭关锁国，实际上也不是孤岛，与世界文明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时间、空间都打开之后，能更加立体、全面、深入地理解晋商兴衰的本质。

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老先生如此表述主要是为了阐述和强调“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人和”主题。并非真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事实上，天时、地利、人和都非常重要。

从一个创业者的角度分析，通常没有太多机会去选择天时和地利，往往只能强调人和。但如果以历史的视角分析一件事情的成败得失时，如果非要做重要性排序，比较合理的次序还是天时、地利、人和。

因此，分析晋商为什么会成功，我不想一开始就落脚到晋商如何至诚守信、艰苦奋斗，以及他们构建的绩效管理、职业通道晋升机制和先进的股权激励机制等。

如果把这些作为晋商成功的DNA，分析衰亡时就会发现，没落时这些优秀基因其实都还在，但晋商依旧无情地被时代抛弃。

因此，把他们所处时代的大背景（天时）和小背景（地利）的变迁分析清楚，会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理解晋商的兴衰。

分析问题时先跳出问题，引入时间和空间维度的方法，我称之为立体思维。把事物本质融入时间和空间来思考可避免盲人摸象：看上去单点都正确，但实际结论偏差很远。

什么是天时？

天时可以看成一件事情成立的大前提或者大环境。

例如创业创新，首先要看有没有客户需求，更准确的认知是判断需求有没有到即将井喷的关键时刻。方向重要，节奏更重要。需求经过长时间的酝酿和早期市场培育，即将井喷，就是天时已到。

无数的创业者，赛道很好，产品很优秀，团队也很优秀，但往往没有等来起风的那一刻就提前资金断裂，game over。

而另一些很怕成为先烈的谨慎创业者，往往是确认风起时再赶往风口，因提前准备不足，被踏准节奏者远远甩在身后。先行半步者往往已经利用先发优势构筑了行业壁垒和用户粘性。

即使是大公司，想利用资金和技术优势后来居上摘桃子往往比较难，因为别人多半已经考虑了你准备怎么干，早已有对策。

从天时看，早或者晚都不行，创业注定是九死一生。赶上天时的人，也不一定真是高瞻远瞩，多数只是凑巧赶上了。

当然，成功者回首往事时，往往会强调自己预测未来是多么英明神武。传记作者也会把他们神化，增加传奇色彩。但更大的概率的确是时势造英雄，而非英雄造时势。

当然，天时除了井喷时机，也可以包括一件事情成功所需的大环境。例如稳定的社会、完善的法制、市场经济体制、合格的人才和足够的劳动力资源等。这些看上去隐性的因素其实也非常关键，并非随时随地都有。

什么是地利？

地利可以看成一件事情的小前提或者小环境。

例如一项创新，需求之后要看关键技术的基础条件是否已经具备。完全不具备的，则和天时未到一样，需要较长时间的准备和积累，成为先烈的可能性很大。

更多情况，地利是指天时已到时，谁掌握了成功所需的特殊资源和关键条件。平时我们常说机会面前人人平等，而事实上，每个人掌握的条件其实是千差万别的。

举个例子，国家设立雄安新区，这是绝佳天时，但显然并不是所有人都有相同的发展机会，对我这样的凡夫俗子而言，可能毛机会都木有，因为我并不掌握任何相关的资源。

什么是人和？

人和是我们自己可以把握的要素，也就是独特的核心竞争力。

例如创业团队的使命感、拼搏、坚韧等素质，以及研发水平、管理水平和营销水平等。

天时和地利，是宇宙间一只无形的大手，确立了我们做事情的边界。而多数人往往对此无感。

例如，一个做点心特别牛的人，他往往会认为自己能开一个盈利的小店，而事实并非如此。

一件事情的成败，往往不仅是竞争力的问题。天时、地利条件都相同时，比的的确是人和，也就是核心竞争力。但实际不可能天时、地利条件都一样，一定有人会先行一步把握天时。例如提前三年知道雄安新区的规划；也一定有人掌控了一些特殊资源或者有利条件，导致竞争的不对等性。有些差距往往不是努力可以追赶的。

再举个例子，即使现在有人开发了比谷歌更好的搜索引擎，能撼动谷歌的可能性也非常小，因为大家已经习惯，而谷歌搜索也够用了。同样，也几乎不可能开发一个更好的PC操作系统来取代霸主Windows，因为几乎所有的应用软件都基于这个平台。

今年国内炒得火热的芯片，也不是砸钱、砸人就能短时间内解决的，同样有和操作系统的配合等生态问题，路还很长。

至于社交媒体，就算你开发了比微信好十倍的产品，也几乎不可能打败用户粘性超强的微信。除非腾讯的堡垒从内部攻破，或者因为安全等被国家收拾。想仅仅靠竞争力优势打败别人，往往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

闲扯了半天的"天时、地利、人和"和立体思维模式，只是想先交代清楚我会怎样解剖晋商这只麻雀。

现在回到晋商兴衰的主题。

没有人是一夜之间牛逼起来的。真正的富甲天下都需要很多代人的长时间积累。这和秦始皇一统天下，是奋六世之余烈，天时、地利、人和样样齐备才得以称霸天下是一样一样的。

晋商历史源远流长。大唐盛世之后的宋代，商业空前繁荣。宋代时的中国并不统一。北宋和辽、西夏三分天下，而南宋则和金、西夏三足鼎立。而临近内蒙的山西享有得天独厚的地利优势，成为边境贸易的桥头堡。将中原发达的手工业制品输出到辽国，换回马匹等“战略物质”。商业上，物以稀为贵，民族差异越大，商业交换价值越高。

后来的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结束了南宋、西夏、金的割剧局面，再次天下一统。而山西则是中原进出内蒙的重要通道，依然享有得天独厚的地利条件。

历史的车轮滚动到明朝，“开中制”政策的实施，可谓天时已到，为晋商攫取第一桶金提供了绝佳契机。

“开中制”就是运粮到边关交给军队，换来政府垄断的盐业经营许可。借政策之东风，加上独特的地理位置和独特的资源优势（山西运城盐湖是中国四大盐湖之一，而另外三个则远在青海和新疆），晋商真正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人口是经济的最大驱动力。明朝期间由于晋南地窄人稠，养不活这么多人，外出经商成为较多山西人的谋生选择，走西口（出杀虎口到内蒙做生意）成为趋势，山西人开始遍及全国各地，为晋商范围的扩张提供了很好的人力资源支撑。

背井离乡闯荡江湖的山西人并非散兵游勇，而是相互团结、相互帮助，通过股份制合伙做生意，共同致富。

股票算得上是几千年商业文明中最精巧的发明。

股权机制对晋商的崛起功不可没，凝聚了更多的资本和人才，而这是那个时代最重要的两个生产要素。而出生于山西运城的三国大将关羽则成了晋商的精神偶像，忠义、诚信成为晋商长期的口碑和立足之本。

大清入关之后，一直和明政府关系紧密的晋商并没有因为王朝的更替而衰落。相反，“至诚守信”、“团队合作”、“艰苦奋斗”的晋商进一步走向了巅峰。而最伟大的突破则是我早上走入的那家商号“日升昌”，开创中国银行业之先河。

“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民以食为天，农业当然是一个国家的基础。即使到二十一世纪，已经全球化的今天，粮食上的自给自足依然是中国的国家安全战略。

但肚子填饱之后，文明不可能一直停留在自给自足的农业时代。工商业的价值逐渐被一些开明的统治者所认知。商业的最大价值是促进了社会越来越细的专业化分工与协作，极大的促进了生产力的进步。

重视商业、保护和发展商业的氛围是晋商赖以生存的“空气”。这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往往有极为重要的影响。

商业历史的伟大发明中，能与股票相提并论的就是钞票。这个促进了商业交换，终结了镖局饭碗的伟大发明，源于李大全偶然一次给朋友帮忙转运资金。

金融是商业的血脉。过去因为没有钞票，带着大量现银做生意，得请镖局押运，成本高且不安全。

凡有客户痛点，就有创新解决方案诞生的原动力。

敏锐的大掌柜雷履泰从李大全的那次帮忙中发现这是一个普遍需求，于是说服东家李大全开始了银票汇兑生意。至此，人类商业文明史上最伟大、无数人朝思暮想的钞票诞生了。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金本位的钞票并非政府发行的，而是日升昌这家企业发行，以企业信誉为背书，随时可以兑换现银为承诺，看起来一文不值的一张纸，逐渐发展为可以全国流通的硬通货，极大地促进了商业的繁荣。

这里不得不插播一下票号附近的镖局。好好的镖局招谁惹谁了？就这样被自己的客户革命，逐渐业务量变少，直到退出历史的舞台。

镖局规规矩矩做生意，合理地赚取回报，谁也没有招惹，只是被纸钞这样的技术变革革命了。技术飞速进步、市场全球化的今天，即使我们努力工作，打造核心竞争力，也随时可能被人从空中“打劫”饭碗。

例如，当天晚上我看到平遥的商业街上，技艺精湛的刀削面师傅，已不得不和刀削面机器人竞争饭碗。什么错都没有的人，照样可能被淘汰。

如同诺基亚手机被微软收购时CEO说的那句话：“我们不知道做错了什么，但是我们输了。”

这种“无缘无故”被动奶酪的现象，在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比比皆是。

曾经的首富马云同学，就是把握了趋势，手持互联网这样的高精尖武器，通过移动支付和物流的打通，精准打劫了不创造产品附加值的中间经销商。将传统线下的购物消费大比例地迁移到了线上。让很多传统商人失业的同时，也让很多“一铺养三代”的黄金旺铺失去了价值。

传统商人没有错，但马云也不是强盗，他只是把握了时代的趋势。而且，数字时代移动支付的诞生，有和李大全、雷履泰发明票号一样的伟大意义，称为中国的“新四大发明”并不为过。

还有更多的例子。照相机好好的，但被数码颠覆了；数据相机本来也好好的，但被手机打劫了。

当然，被手机洗劫的行业就太多了，早期的计步器、收音机、录音设备、MP3、导航仪、各种卡……以及很大一部分电脑的功能。

这是一个很多人越来越看不懂的世界。UBER没有一辆车，但已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出租车公司；爱彼迎没有一个房间，但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宾馆。

技术革命，特别是数字革命，让很多传统的职业随时面临变化和挑战。如果我们不能跳出自己所做的事情，从更大的范围、更长的时间去审视价值，就难逃有一天被空中打劫的命运，甚至都不知道“劫匪”是谁，知道了也没法找他讨回奶酪。

回归到票号，晋商经过近百年的运作，达到了“汇通天下”的巅峰状态。

当时全国51家总票号中， 山西43家，平遥就设有22家票号的总号，是名副其实的全国金融中心，小小的平遥古城就是中国的华尔街，几个大掌柜跺跺脚，全国的经济和社会都要抖几抖。

历史的转折发生在1911，辛亥革命枪响。

这次没有明清政权更替那么幸运，依附清政府做生意的晋商开始走下坡路。晋商还是那个晋商，依然是管理极为优秀的企业，但他所处的大环境和小环境都已开始发生惊天逆转，晋商因没有与时俱进而坠落神坛。

晋商和政府一直保持了紧密连接，最初是为明朝在北方边关筹集军需而崛起，清代又因为清政府代垫和汇兑军饷等走向巅峰（和南方的徽商胡雪岩代理国库银子比较类似），这一步和政府走得太近了。

和政府走近本身喜忧参半。好处是绑定了政府这个最大的客户，并能获得有效的支持。坏处是面临较大的商业外未知风险。当清政府走向衰亡时，代为垫资的晋商深受影响，纷纷破产，极短的时间内五百年的积累全军覆没、烟消云散。

在商言商，和政府合适的关系大概是若即若离，一方面争取政府的支持；但另一方面要避免过于依赖政府，更不能穿一条裤子。要保持独立性，在市场竞争中构建自己长期的核心竞争力，即使第一桶金是借助政府的东风，最终也要回归市场本质。而好的政府应该尽可能少地干预市场，让市场本身去做出选择和自我进化。

除了外部环境的变迁之外，咱们再来分析晋商衰败的内部原因。

运筹平遥城中、决胜千里之外，在环境基本不变时是没有太大问题的。但大、小环境持续变化是不可阻挡的趋势。

明朝到清朝虽然也有政权更替，但社会制度本身没有本质的变化。鸦片战争之后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则完全不同，事实上已经打破了中国相对封闭的商业体系，新的势力在不断涌入并积蓄能量，而处于通商口岸桥头堡的浙商、粤商也在逐渐崛起。

最后，辛亥革命横空出世，彻底砸碎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体制。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都在逐渐动晋商的奶酪。

而平遥城里的大掌柜们对此并没有足够的洞察。面对变化，没有与时消息、与时偕行、与时俱进是晋商走向没落的根本内因。

事实上，当晋商通过商业和金融赚取大量白花花的现大洋时，万里之外的欧洲已经开启蒸汽机时代，开始了大规模工业革命和全球化征程。但深处闭关锁国的清朝很难真正意识到这究竟意味着什么，除了李鸿章等极少数人。

其实，在中国已经改革开放很多年之后，2001年加入WTO也只有研究经济的极少数人真正理解其伟大意义。打工一族的无产阶级和小本经营的生意人通常也不需要了解太多。

但作为控制了全国商业和金融大半壁江山的晋商而言，咱们被各路鬼子不断侵略之后，打开国门已不可避免，全球化的视野，对长远未来的预判和准备都是必须的。否则，以大刀长矛对付洋枪洋炮，肯定是要输的。

有不少人把晋商衰败的矛头指向了司马迁同志“以末致富，以本守之”的传统观念——赚钱之后不是投资再生产，而是大把买地置业。王家大院、常家大院的房间甚至比皇家故宫还多。

我认为这个说法是不公平的。中国没有进入资本主义阶段，没有工业革命，所赚资本无法投资到新的领域创造价值，买地买房也不仅是为了自己享受，还是最保险的资本保值增值方案。

鸦片战争失败，中国在被殖民中被迫开放市场，外商和外资银行进来。因慈禧逃亡时晋商资助过二十万两银子，深得慈禧信任的晋商票号是有机会改组为现代银行而继续辉煌的。

蔚丰厚北京分行CEO李宏龄本来有望挽救风雨飘摇中的山西票号。他在蔚丰厚工作40多年，历任蔚丰厚上海、汉口、北京等分行CEO，励精图治、德高望重、视野开阔。长期处于一线的李宏龄敏锐地洞察到天时、地利的巨大变化，曾试图汇聚各山西票号组建合资公司，让山西票号转型升级为现代银行。

眼界决定境界，久居平遥的总行CEO毛鸿瀚视野狭窄、观念保守，长期在听不到炮声的平遥古城内，凭借过去的老经验遥控全国的战斗，在没有深入实地考察的情况下，武断地否决了李宏龄的建议。错失了挽回败局的最后机会。

李宏龄没能成为山西票号的挽救者，但留下了《同舟忠告》、《山西票商成败记》两本珍贵史料。

至于晋商票号没有从信用贷走向抵押贷，个人认为算不上最关键因素。不再展开。

回头再聊一下票号和政府的关系。

票号和政府商业往来几乎是必然的。当今的银行，不管是国有还是民营，必然也会贷款给地方政府，政府有税收和土地，没有跑路的风险。

当然，地方政府大量举债，过度投资不产生现金流的基础设施其实还是有很大风险的，虽然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但完全可能因为缺乏现金流而还不上银行的贷款，导致政府信用破产、银行资金断链，引发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

为化解危机，政府高价卖地还债恐怕是唯一的选择。所以，现在个别市领导会说“我们市的房子一万一平米卖太便宜了”，话音刚落，第二天房子就齐刷刷涨到一万五。为什么这么做？地价就可以溢价50%卖啊！

经济学家马先生对地方政府和房地产的关系有过非常形象的描述：

“房地产行业就像一个很有姿色，但名声不好的女人，政府每年都在严肃的指责她，但私下里又和她不断暗度陈仓。如果这个世界上只有一种爱是真爱，那一定是中国地方政府对房地产的爱。爱得特别深，特别真，不抛弃，不放弃，你若安好，便是晴天！只要这种爱还在，你就不要期待地方政府和这个坏女人真正断绝关系。”

但现在中央政府不允许他们藕断丝连下去了。

不是说上级领导一定比下级英明神武，而是绩效考核之下，下级一般相对短视、考虑局部利益，而上级则被迫高瞻远瞩，考虑更大范围、更加长远的未来。

屁股决定脑袋几乎是必然的规律，不要指望谁的觉悟有多高，要靠机制。

晋商因为视野局限性，也不可能认识到工业化的价值而面向未来投资技术开发。没什么可指责的，没有哪个神人可以准确预测未来，何况掌舵的往往是年过花甲、生长于更早时代的老人。

是不是企业必然盛极而衰，最终走向灭亡？

这似乎是铁律。

是不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了？

当然也不是。

当我们意识到人必然会落后于时代，而组织必然会熵增腐化的客观规律之后，就会发明相应的制度来避免。

以华为为例，最独特的文化其实不是说得最多的"以客户为中心、以奋斗者为本"。

事实上，大部分优秀企业这两点都做得非常好。

晋商的成就客户、至诚守信、团队合作、艰苦奋斗的文化，以及人的选用育留、绩效管理、股权激励等方面都可以做华为的老师。

即使从现在的视角来看，晋商都是管理极佳的企业。

而华为的开放进取和自我批判则是相对比较独特的。

在闭关锁国、因循守旧的大环境下，指望晋商大掌柜们开放、变革是不太现实的。华为的开放进取除了创始人的因素之外，还有改革开放的天时和桥头堡深圳比邻香港的地利。华为吸取了深圳的优秀基因，同时也是深圳基因的重要塑造者。

自我批判则是核心价值观中最独特、最重要的一条。这是基于对人性必然怠惰守旧、组织必然熵增腐化的深度研究之后，开出的苦口良药。

当然，不是说常喝“自我批评”的大补中药就能长生不老，这支利剑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任何组织和人一样，与时俱进也总会有掉队的那一次，最终必然因无法修补的腐化而走向衰亡。那咋办？

人都会回归尘土，但人类会生生不息。

因此，组织不是抗拒衰亡，而是要设计好人类这样代代相传的机制，让优秀基因（准确地说叫模因）持续传承下去，造福千秋万代。

华为“从一颗大树到一片森林”，可以认为是跨出了这一步。但这依然充满风险和不确定性。

从历史经验看，大部分企业多元化都会失败。领导人没有那么多精力深度分析所有的行业。高度聚焦是企业长期活下去的不二法则。

活下去是企业的最低要求，其实也是最高纲领。做多大规模，赚多少钱，错过多少机遇都不重要，只要能持续活下去。活着，就有希望。

但聚焦死守一个领域也几乎必然会死掉。因为需求会变化，技术会变革，随时被人从更高维度打劫，有些行业甚至会完全消失。

要能持续活下去，原则上要有三代基因不尽相同的产业。

具体来看，不管运营商是否会长期存在，通信行业本身不会消失，需求只会越来越多，从这个角度看，长期立足通信没有问题。

很多人说通信行业逐渐沦为传统行业，个人认为区分传统行业和新行业意义并没有那么大，并不是新就是好，关键看行业和自己的可持续发展机会。

通信行业巨大的体量、未来需求的持续增长注定了在很长时间内，依然是闷声发大财的最好行业之一，比她上面承载的互联网行业要大很多倍。如同铁路和高速公路一样，高带宽低时延的信息高速公路依然是整个社会最坚实的基础和快速发展的巨大原动力。

问题在于通信行业的确是有天花板的，当收入不再增长，无法消化组织内部的熵增腐化之后，企业内部就会出很多问题，导致组织从内部瓦解，堡垒从内部攻破。

特别是行业起伏波动，前后两代技术青黄不接的时候。这个时候，基于核心技术，或者基于优质管理的有节制扩张似乎成为必然的选择，既是当前化解组织矛盾的需要；也是未来长期生存，对抗颠覆风险的需要。

两个方向中，GE（通用电气）是输出管理，跨行业做得相对成功的案例，但这类案例并不多。

更糟糕的是，输出管理很难持续加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或用户粘性，不同产业之间很难形成深度的化学反应。

基于核心技术的扩展则不一样，从通信网络到手机，通信底层的核心技术比较类似，硬件芯片、软件操作系统是共同的基座；而手机和网络可以形成互动配合，促进产业往前发展。基于相同底层技术开发的终端，可以看成管道战略的一部分，但又有其独立性，可以像充满希望的小伙子一样出去独立发展。

从运营商网络扩展到企业专网也是如此。

能够增强集团底座核心能力的扩展是有效的扩展，否则，就是负担，即使赚钱，也价值不大。除非能不消耗核心管理层的精力、不消耗战略力量也能赚大钱，才可以考虑顺势捞一把。但仍然要注意一个问题，学会赚快钱的人往往无法再赚慢钱，例如做金融和房地产的就很难再去做好其他事情。

但赚慢钱、赚辛苦钱，努力地磨好豆腐的平凡事业往往能更持久。华为三十年一路都是磨豆腐，赚辛苦钱。

成功不容易，持续成功更不容易。晋商辉煌五百年已是一个极大的商业传奇。

留下的平遥古城和各家大院是非常宝贵的一笔精神财富。遗憾的是，晋商过去的辉煌没有给当代的山西带来繁荣。

当今技术时代，一个大企业的倒闭，往往反而带来区域的繁荣。例如诺基亚的衰落，大量拥有技术的人出去创业，芬兰经济反而更有活力。但晋商和徽商的衰落都没有带来本地的繁荣，因为他们的优势是管理和运作，而不是离开母体依然可以遍地开花的技术。

这是当今知本时代和过去资本时代的显著差异，这个差异造就了美国的硅谷传奇。

如果不能准确预测并把握未来10-30年内的重大变革和趋势，最终必然会被后来者拍到沙滩上，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未来充满不确定性，但并非完全不可预测。所有的未知，基本都是现在已知综合后的产物。

而且，一个事情流行之前，实际都会在某个局部市场酝酿很多年，因而，几乎所有新趋势实际都是有先兆可循的，并非只能坐以待毙。

但不同事物之间的连接越来越多，让未来出现了比过去多得多的变化种类，从而呈现出更大的不确定性，我们已进入了智能化的VUCA时代。

人是很难理解多个变量之间的复杂关系网的，人脑能处理的也就三个变量左右，增加到四个，我们就很难搞清楚之间网状关系了。但计算机可以，AI可以，他们可以预测未来，更能创造未来。

因此，对未来而言，预测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主动创造未来。

《易经》云：

“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

变是天地之常道，以守应变，终究为时势所淘汰；惟有以创迎变，方能顺天应势、精进臻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任何一项事业都不能靠“守”来维系，必须靠不断的再创业来发展。

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惟有在奋进中继承事业，在创新中光大事业。我相信很多晋商是读过《易经》的，但他们看不到全球的变化，也没有见过伟大的工业革命和技术变革，外部环境的变化，加上自身视野的局限，没有与时俱进、以创迎变导致了晋商的没落。

“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生长在数字时代，了解了无数成功和失败的案例，也亲身经历了无数次重大技术变革，特别是计算机之后的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

我们应该是不太缺见识的，是否有智慧走得更远？

在这个时代，我们要尽力打开眼界、拥抱变革、创造未来——

11月15-16日，「突破瓶颈 有效增长」2018年度论坛